[本站 行业] 15个月，450天。
这段时间，对于一个人来说会显得漫长，毕竟人生中也不过是由几十个450天组合而成。用这么久的时间坚持一件事情是什么样的体会，曾明心里最清楚。
作为一名特斯拉Model X车主，曾明在今年的1月份拿到了法庭给出的二审判决。450天的坚持换来了这份判决书，随着判决书而来的，是被告方特斯拉10万元的补偿金。从特斯拉车主，到精通维权法律、独自出庭的维权斗士，曾明并不希望自己有这样的转变。即使拿到了赔偿金，但他并不开心。
在他的原本想法中，特斯拉Model X只不过是他很喜欢的一辆车，他只想开着这辆车，带着家人去兜风，在草原天路，等春暖花开。
直到2019年的8月，他在给这辆车购买保险时意外发现，自己被“故事”选中了。
■提车到起诉
2019年的8月，也许曾明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时间点。在这个月，他从特斯拉花了50余万元购入了一辆特斯拉Model X。
销售口中这是辆性价比很高的车，因为车原本是特斯拉的内部用车，在开了一年之后，特斯拉选择对外出售。一般来说，因为车企会有很完善的内部车辆管理流程，所以购买企业的内部用车，是一个相对靠谱的购车选择。
换句话说，车在车企名下，又是公司内部在使用，这辆车去了哪里、有哪些事故，车企的系统上都会标注的一清二楚。而曾明也说，自己正是看中了这一点。50余万元不是一个小数目，曾明在和销售仔细核对后销售确认，这辆车没有任何出险记录，除更换过一个后电机外无其他任何维修记录，具体更换原因以及更换时间都记录在册。既然有了官方承诺，曾明就放宽了心，把车提回家。
然而，在给这辆特斯拉上保险时，曾明意外发现，这辆车竟然有过一次出险记录。“我不知道这条出险记录意味着什么，会不会对整个车的结构造成损伤。”曾明说。
于是曾明找到了特斯拉的销售，销售顾问再三表示，在他们的系统里，“这辆车没有出过险，也没有进行过任何的维修。”
这个时候的曾明感到很奇怪，特斯拉和保险公司到底应该相信谁？
曾明查询保险单据显示，“该车辆于2018年3月3日发生右后刮蹭事故，损伤修复维修费为人民币4500元。”通过出险现场的照片来看，这辆车已经露出了底漆，部件也产生了松动。
这回真相大白。
当曾明把这份单据摆在特斯拉面前时，特斯拉的一位店长终于承认，这辆车右后叶子板，右后轮毂，右后杠角轮眉，右前门轮眉做过钣金和喷漆。“准确性可能有偏差，但是确实产生过维修。”那位店长说。
将一辆有过出险记录的车辆，包装成没有出险及维修记录的准新车卖到了50万元。曾明在对比了同等年限二手车之后，认为这辆车并不值这个价格，特斯拉的行为符合欺诈标准。
于是他找特斯拉协商，特斯拉这边给出了三种选择：第一种是将这辆车原价退车并赔偿3万元，第二种是直接补偿曾明3万元，第三种是提供免费的软件升级。
但这三种选择被曾明都拒绝了，根据过往的一些案例，这种消费欺诈属于主观故意，特斯拉需要退一赔三。
“像特斯拉这么高傲的企业，让他道歉都做不到，更何况退一赔三呢？”曾明说。于是，他给相关监管部门打了电话，请求帮助。但得到的回应是，因为购买的并不是新车，所以不在监管范围内。同时，对方也没有执法权，对方能做的，只能是把特斯拉与曾明叫到一起，双方进行调解。
曾明印象特别深刻，“有一位工作人员和我说，二手车嘛，磕磕碰碰总是难免的，就这样吧。”
这让曾明感到绝望。一方面是监管部门的调解并不能产生作用。而另一方面，特斯拉官方居高临下给出了三种解决方案，如果要是不同意的话，双方只能法院见。
在调解的期间，曾明加入了特斯拉的维权车主群。在这个群里，他发现很多人都像他一样受到过特斯拉的消费欺骗。有一些人从官方二手车的渠道买到了事故车，还有一些人在提车之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状况。
“在这期间我认识了韩潮。”曾明说。韩潮是一位“明星维权车主”，他购买的一辆Model S在高速上突然报警后失去了动力，回头经查询发现，他这辆车曾经出过较大的事故，结构件曾被切割。
与韩潮一起，曾明也开始准备起诉特斯拉。
在准备诉状期间，有很多特斯拉维权群的车主都给他加油打气，但是没有人愿意像曾明一样，真正将一纸诉状递上法庭，给每人遇到的事情以清晰答复。
“既然大家不愿意做，那我来做。”曾明笑着说。“我没有打过官司，正好学习一下。”
■一审到二审
很快，2019年10月的一纸诉状，曾明将特斯拉告上了法院。
在一审的诉状中，曾明提出特斯拉要退一赔三。而特斯拉应诉的内容则是，自己在交易中并没有存在过错，这辆车没有维修过。
由于疫情等因素，直到2020年的10月，法院才进行一审的线上审理。从起诉到审理间隔一年，这很考验曾明的耐心。直到收到一周以后要开庭的通知，曾明才从一堆资料中找到自己的诉状。
一审的过程中，特斯拉拿出了“没有维修过”的证据。只不过，这些证据让曾明感觉到不可思议。
“在起诉之后一审之前，特斯拉把当年维修的钱退给了维修中心。”曾明回忆道，“特斯拉说没修车，钱给错了，然后维修公司写了一个证明，说这辆车没维修过。”
曾明说，由于那个维修中心是特斯拉指定，所以两者就是利益相关方，这种证明几乎没有可信度。
在法庭上，曾明对这个证据提出了疑问，“既然没修车，那车漆是怎么补上的呢？”特斯拉方面回答说通过“抛光打蜡”。这种回答给曾明逗笑了，“请问，露底漆怎么抛光打蜡？”
而曾明在一审中，对特斯拉涉嫌消费欺诈分别提出了如下证据：
“由保利汽车（北京）有限公司调取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来证明车辆曾出现事故，且发生过定损，维修，理赔。
“与特斯拉店长的微信记录”，证明特斯拉店长确认了车辆确实维修过。
“与特斯拉销售顾问的微信记录”，证明特斯拉的销售顾问，在交付车辆时明确告知没有除更换电机外的其他维修记录。
在双方各自提交证据后，一审法院在一周后作出了判决。判决书显示的结果是，特斯拉方面需在十个工作日内赔偿曾明10万元，但驳回了曾明要求的“退一赔三”。理由是，“特斯拉此举构成侵犯消费者知情权，但不构成消费欺诈。”
拿到了这样的判决结果，并非曾明本意。
按照曾明的想法，如果他没问特斯拉，特斯拉也没有主动告诉，这可能仅构成侵犯知情权。
但是现实情况则是，曾明因为担心车况，多次和销售何时维修情况，但特斯拉明知车辆的事故，维修却故意隐瞒了这条维修记录。“这就有消费欺诈之嫌。”曾明说。
拿到了一审判决，曾明准备继续上诉。而与此同时，特斯拉方面也提出了上诉，上诉的理由则是坚持自己没有侵犯知情权，也没有消费欺诈。
从买了一辆车到继续上诉，曾明感觉到自己经历了魔幻一样的现实。一辆车带给他的应该是一种快乐生活，但现实则是，这辆车反倒成为了他生活的一个牵绊。
曾明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他一定要继续上诉，就算结果并不如他的意，但他也一定要为自己的权利而呐喊。“我周围的朋友都看着呢。”曾明如是说。
2021年1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开启了二审诉讼。双方依然提供了原有的证据，而这一次，法院驳回了特斯拉“无罪”的申请，依然宣判特斯拉赔偿曾明10万元。
在中国的法律框架内，二审判决即为终审判决，无论结果如何，都一定要执行。
在二审判决的后，在限制时间快到期时，曾明依然没有收到这笔钱。
于是曾明给特斯拉的法务发去了一条短信，告知已经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冻结特斯拉的账户，同时提醒特斯拉的法务。与此同时，曾明把短信内容也发到了社交平台进行传播。第二天一早，曾明收到了特斯拉的赔偿金。
至此，长达450天的维权长跑终于落下了帷幕。
直到几个月后的今天，曾明依旧开着这辆特斯拉Model X，只不过，这辆车对他来说有了更多意义。
维权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这是曾明最大的感想。“我觉得我是幸运的。”曾明说，“还有很多人遇到的情况比我还要糟糕，但是他们没有像我这样的时间和精力，去拿起法律的武器和特斯拉周旋。”
如果曾明当时没留有那么多证据，也没有一直把官司打下去的决心和毅力，甚至没有那5万多元诉讼费的经济基础，个人消费者很容易吃“哑巴亏”。
在这450天之中，特斯拉没有和曾明进行过主动接触，即便是在法院强制执行后，特斯拉方面依然坚持自己没错。“也许这就是特斯拉的风格。”曾明苦笑道。
上海车展那位郑州的女车主“惊天一站”，导致舆论风向调转后，曾明仿佛看到了更多的曙光。“一位朋友说，这件事可能会有转机。”
现在，曾明正准备向更高一级法院提出重审，他坚持特斯拉构成“消费欺诈”的观点。提出重审的手续很复杂。但他已经坚持了450天，还想再坚持一个450天。他甚至想借助他的案例，能够帮助到更多车主。
“毕竟，事情就是这样一点点变好的，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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